水族约有50万人口，规模不大不小，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排名第25，知名度不太高，存在感也不太强。但若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水族是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特色，甚至是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有口头传统代代相传的俗语“饮睢水，成睢人”， 从而指向清晰的祖居地古睢水流域；有奇特的民族文字“水书”——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多有语言无文字，个别少数民族有文字也是古老的类刻画文字，与成熟的水族文字比差距甚远。继续深入更会发现，水族有与古老商族神似的一系列风俗习惯，起码不下十个。所以，不像中国南方很多少数民族的源头扑朔迷离，水族来源“殷人后裔说” 相当靠谱。水族就是商族的活化石。但是，从王国维到张光直再到今天的很多专家和机构，围绕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研究殷商王朝，却从来不知或者不愿看一眼地地道道的商族后裔，活态传承殷商文化的水族，简直暴殄天物。不仅如此，水族语言本身还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密码——能够揭开一个乃至几个当下中华文明探源热点领域和热点地域的远古远方之谜，更是从未被关注。

一、睢水与睢人——明确的“殷人后裔说”

水族主要聚居在黔桂交界龙江、都柳江上游。贵州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独山、都匀等县市为主要居住区，黔东南榕江、丹寨、雷山、从江、黎平等县为主要散居区，广西北部河池、南丹、环江、融水等县市和云南富源县也有水族村落分布。

水族自称“睢（suǐ）”，民间流传祖先居于睢水流域，故有“饮睢水，成睢人”。水族族名从“睢”变“水”，源于唐代设置抚水州。唐开元年间（713—741），在环江一带设置羁縻抚水州，目的和多数当时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州府一样，为了安抚水族先民。中央王朝对自称“睢”的少数族群首次予以确认，也是不易。水族由此从自称“睢”变为他称“水”。之后，水名时不时出现在各种史料和著述之中。明朝邝露《赤雅》称水族为“亦僚类”。清朝和民国史籍中有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记载。

关于水族来源，主要有殷人后裔说，江南迁来说，江西迁来说，百越两广源流说等四种说法。看似是四种说法，实则相互并不矛盾排斥，有高度相关的内在关系，极端者甚至可以统一为一种说法——殷人后裔说。比较四种说法，从先至后，离水族现聚居地黔桂交界越来越近，完全可以理解四者为一个来源的四个历史和地理阶段，都是殷人后裔一个说法，因为距离的远近之别，导致记忆的先后之别。百越两广说肯定没错，水族和侗族一样，沿着西江溯江而上到今天聚居地，而且后期民族交流水族有了很多百越的风俗习惯，民族来源最直接最清晰最可靠的记忆当然是百越两广。以此类推，江西迁来说和江南迁来说也都没错。水族从江西迁到两广，江西之前自然在长江沿岸，可以泛称江南，都没错。最需要追本溯源的是，在江南之前水族来自何方？空穴不会来风，如果不是确有其事，绝对不会凭空出现指向性极强的殷人后裔说。

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民俗传统，“饮睢水，成睢人”是水族来源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濉水，又名濉河，《水经注》1有载。睢水故道始自今河南省开封陈留镇浪荡渠。东流经杞县北、商丘睢县北，宁陵县南、商丘睢阳区北，虞城县南、夏邑县、永城北，安徽省濉溪县南、宿州、灵璧县、江苏省睢宁县北，至宿迁南最后流入淮河。睢水是中国古代著名河流，上游就是商族入主中原前的大本营“商丘”，成汤入主中原建都郑州二里岗为“郑亳”之前的最后一站。到了下游安徽濉溪县，还有曾经相当出名的濉溪大曲，所谓好水好粮出好酒。睢人居睢水，在商族发展壮大的核心地带，当为商族一支。这种基于地域的民间记忆俗语，值得高度重视和采信：首先，它没有任何功利诉求，也就是水族民间完全没有必要造一个祖先源头的假；其次，中国地理中睢水并非像有些地名不止一个，只有一个，不会出现混淆；第三，睢水不但只有一个，而且地理位置非常清楚，就在豫西皖北，属于古淮河的支流。

二、怪异水书——甲骨文的遗传与变异

水书是水族文字， 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是水族来源“殷人后裔说”另外一个重要依据。

笔者曾在2015年到过三都水族自治县，不像侗族有鼓楼、风雨桥等一眼望去有极高识别度的文化标识，水族表面的民族风情似乎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印象最深刻的是水书，偶然抬眼看见宣传画板上的水书，外形轮廓几乎和甲骨文一模一样。

水书是商文化孑遗，甲骨文的遗传与变异。水书对甲骨文的遗传：

第一，水书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水书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的文字当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

第二，水书并非水族普通民众的通用文字，而是由少数族群精英掌握的有特殊功能的专用文字，与甲骨文的人类学形态相同。

第三，水书尽管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婚丧嫁娶仍照水书记载的“水历”推算决定。但是，水书最核心的功能是“通神”，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吉凶兆象以及驱鬼避邪为巫师施行法事的工具，和殷商王朝的甲骨文功能几乎一模一样。

有遗传就有变异！水族是商族后裔，水书与甲骨文形神具似，不足为奇。但是水书和甲骨文只是形神俱似，而非完全相同。相对人类文明发展3000年已是极其漫长的岁月。水书对甲骨文的变异：

第一，水书中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甲骨文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这一现象，但水书更鲜明，显系后期使用过程中对母体文字甲骨文的强化。

第二，水书中有很多借用或仿写汉字，无一例外均是对汉字的反写，倒写或变形。此一现象似可解释为水族先民受汉人王朝统治阶级压迫，将汉字反写进行“压胜”，也叫“厌胜”。远古压胜文化颇为盛行，表现在文字领域，自甲骨文开始，也历来有之。

第三，甲骨文进化方向是越来越简单，最终成为社会信息载体和大众传媒工具。水书却向着复杂和封闭方向进化，与甲骨文进化方向完全相反，越来越成为少数上层精英的专用工具。

三、乡风民俗——多组证据链指向远古商族

1、仙蛋创世

商族著名的祖先起源说《诗经》有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史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诗经》也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2”北京雨燕玄鸟和卵生是商族创世神话的核心对标物。水族有女性始祖“仙婆牙娲孵化仙蛋成人及万物”的创世神话（也称作《十二个仙蛋》），与之如出一辙。

2、卯时奠基

水族过卯节，卯节的核心是祭祀。水族重卯时，盖房建屋起立柱通常都选择卯时。一般解释“卯者，茂也”，含有生育、开启、发达之义，实为望文生义。真正的卯，另有其源。很多读者并未专门研究过商朝，但应该看过近年一本畅销书《翦商》，作者不惜笔墨写商族人祭，其中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卯”字——用作牺牲的人被从胸口破开之后呈现的形状，甲骨文记作“卯”。

3、九月历法

水历与农历内容基本一致，但水历以农历八月为岁末，九月为岁首。可以看出，水族现在尽管种水稻，但先民绝对不是农耕文明。农耕历法一定要以冬末春始开头，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九月岁首，显然是渔猎民族的典型特征。动物到了秋天，都开始长膘准备过冬，正是捕猎好季节。

4、轮流过“端”

水族过端节，俗称“借端”，也即“吃端”。端本身是一年的结束，谓之“端”，不难理解。但是水族按照不同地域轮流过端，而不是像汉族一样，确定农历正月初一共同过春节。唯一的解释，以前商王财大气粗，负责所有祖先的祭祀，别人也没有资格祭祀。等到了水族，没有统一的王了，但是祖先还得祭祀，而且不能各支系只祭祀自己的祖先，那样民族的凝聚力就会下降。所以，轮流过端，就是轮流祭祀，轮到某一族，一方面简单祭祀整个水族所有的祖先，一方面重点祭祀自己那一支的祖先。如此，既确保了族群凝聚力，又分担了成本，不至于某一支负担太重，还拉长了过节的时间。

5、重视“亥月”

亥是十二地支中最后一支，亥月是按照水历的最后一个月，农历的八月。先商有一个祖先叫王亥，大概是3800前后的先祖，其人占有两个典故。“王亥服牛”是说商祖王亥特别擅长驯服牛，甚至是中国首个驯牛之人。“淫于有易氏”指王亥服牛到了有易氏，不知是强奸还是有染有易氏女子，惹怒了该部领袖，杀死了王亥。四年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兵灭了有易氏一族，是先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商族从王亥之子上甲微开始，一直以十天干为王名，直至亡国之君帝辛，也就是商纣王。以十二地支为名的商族或商王，王亥是唯一一个，足见“亥”对商族的重要程度。

6、喜爱赛马

在黔桂交界的深山河谷之中，马本是稀罕物。如果不做远程商贸，也非必需物。而水族却特别偏爱马，还有隆重的赛马节。只有远古先民有与马高度相关的生业，后世才会形成养马文化和赛马传统。中国最早的马车就在商族大墓里出土。商族可以说是中国最早马背上的民族，作为渔猎游战民族，马是商族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运输、生产、战斗三位一体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

7、马尾刺绣

如果不是生活中马特别重要，马尾材料特别多，水族的民族刺绣一定不会形成独树一帜的马尾绣。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刺绣技艺，但是，马尾绣只此水族一家，别无分店。

8、红黄禁忌

水族不喜欢鲜艳色彩，服饰忌红色和黄色，尤其禁忌大红大黄的热调色彩，而喜欢蓝白青三种浅淡素雅的冷调色彩。一般而言，沿海和低地平原族群的审美偏商族风格，而内陆尤其是高地的审美则与之相对。与商族形成强烈对比，西高地华夏族群的审美底色是大红大黄，红是祀火光明崇拜，黄是黄土高原的颜色。商族灭夏，有商一代550年，一直与夏后族以及夏朝遗民羌族是死对头，商族后裔水族忌大黄大红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深入挖掘，水族还有更多乡风民俗指向3000年前的老祖宗商族。

四、侗水语支——莫名其妙的孪生兄弟

水语属侗水语支。

侗水语支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分布在贵州、广西、湖南，包括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等。同为壮侗语族一个语支，是依据词汇的比较。侗水语支内诸语言同源常用词高达60%～70%，而与本语族内壮傣语支诸语言常用同源词只有30%～45%，与黎语支的黎语同源词少到只有22%。另外，语序方面，侗水语支（除毛南语）诸语言与壮傣语支诸语言有一个明显差别——数词-量词-名词顺序，如“一朵花”。

一般而言，两种现代语言之间相似，如果同语族不同语支，往往来源于古代不同语言的“融合”，如果同语族又同语支，往往来源于古代一种语言的“分裂”。换句话说，两种语言如果只是同在一个语族而不同语支，多是来源不同的两个族群因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借用，导致部分语素重合。但如果两种语言不但同属一个语族还同属一个语支，则出自不同语言融合的概率非常小，而往往源于某一种语言因为族群分裂后在不同时空各自进化的结果。两个历史上完全没有关系的族群有可能因为联姻、商贸、联盟等某种关系而交好，进而融合形成语族。但是，语支层面的底层语言共性，不是任何后天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达到的，能且只能源于先天禀赋，两个族群在多少年前本就是一家。

总结起来，同一语支的两种语言，往往是孪生兄弟。同一语族的两种语言，往往只是异姓兄弟。语族多为“异源同流”，语支多为“同源异流”。

侗语和水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是现代民族语言学研究确凿无疑的结论和事实。在《侗族的起源——北望巢湖是故乡》文中揭示，侗族至少5800年前就开始在安徽巢湖流域生存，发展出灿烂的史前文明凌家滩文化。距今5300年左右为良渚文明所击败，顺着长江、赣江、西江南迁。水族先民在距今3000多年前为商族一支，在中原睢水流域繁衍生息时期与侗族不会有任何交集。在商朝后期或灭亡之后从睢水流域向南迁移，也是顺着淮河、巢湖、长江、赣江、西江一路南迁最终到达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在水族先民还居于中原属于商族之时，壮族和侗族先民早就在南岭西江一带开始接触并相互影响了。显然，壮侗二族相处时间比侗水二族相处时间，只会更长，不会更短。按照常理，壮侗语的相似程度应该高于侗水语的相似程度。而最终呈现的结果：壮语和侗语只属同一语族，侗语和水语却属同一语支，完全不符合正常人类语言发展规律。显然，用前面所说的“融合语族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如果用“分裂语支论”来解释，必然就要面对“侗族和水族有共同的祖先和源头”的假设。

五、从豫东到黔南——一场成竹在胸的千里奔赴

在揭示巢湖流域有巢氏与侗族关系之前，侗族人最远的民间记忆就只到江西吉安，古称庐陵。水族对自己的起源地中原睢水流域，记忆则非常清晰。3000多年前，水族在中原睢水流域遇到某种重大变故，主动或被迫离开世居之地，向他处迁徙。远古先民迁徙本属正常，中原乃四战之地，也是四达之地，向东南西北方向迁徙都有可能，利害权衡之下水族选择径直向南，沿淮河、巢湖、长江、赣江、西江一线迁移。过了淮河，从巢湖开始水族的迁徙路线和两千多年前侗族先民有巢氏的迁徙路线几乎一模一样。水族在跨越上千公里的迁徙长途中某一个地点与侗族碰到，一路并行演化，最终二族都在湘桂黔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河流谷地彻底稳定下来，再与中原无争，直到今天。

水族与侗族首次相会的地点到底在哪儿？是在迁徙的中途，还是今天的湘桂黔交界共同聚居地，也是一个需要回答清楚的问题。

《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4。周公旦继武王伐纣之后，对殷商遗族及东部部落，进行了第二次灭族式打击，目的是摧毁其独立并保有武力的存在形态。过去对水族来源的专业解读一般以此为起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睢水流域水族先民在周公旦第二次打击之下举族南迁。第二阶段，战国时期楚国向岭南地区扩张，水族首次南迁至长江流域江西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楚悼王“南平百越”5。第三阶段，秦朝统一中原后全力向岭南地区扩张，直达北回归线以南。文献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南至北向户”6。水族先民被迫再次举族溯流上行至都柳江龙江上游黔桂边境地带，形成今日水族分布格局。这三个阶段看似合理，但明显可以看出是根据有史可考的中原王朝扩张行为，对边缘地区少数族群动向的一种猜测式描述，并无任何中间可靠的实证环节给予支撑，几乎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来自北方的南方少数民族。水族当初为何离开睢水流域，真的是在殷商灭国之后吗？如果不是，前面考证水族迁徙的第二第三阶段还成立吗？

本来，水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和方向符合中国古代民族迁移自北向南的大趋势，无甚独特之处，在南迁过程中碰到侗族并比邻而居也属正常。诡异的是，两个3000年间根本就没有交集的族群，语言竟然无缝衔接，直接形成侗水语支。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状态常被总结为小聚居，大杂居。从今天侗水二族聚居的地理形态看，二族连大杂居都算不上，地理边界区分得相当清晰，不存在混居状态。今天边界尚且清晰可见，历史上只会更为区隔。族群之间一旦杂居，就绝不可能再回到各自独立的空间状态。从水族和侗族相当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群封闭性来看，他们在骨子里都不愿意失掉民族特色而在各个层面努力保持个性。如此坚守自我的两个族群，因为融合与学习，常用语言词汇达到60%～70%相同，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如此，有且只有一个可能，两种语言在更早的某一个时期，是一种语言，由同一个族群操持，后来发生了族群分裂和语言分离。进一步合理推测，虽然中间历经了3000年时间的分离和上千公里空间的分隔，但是侗族和水族先民在睢人还在中原之时，始终就知道对方的存在。不但知道对方存在，相互之间还存在通畅有效的联系。水族先民睢人在睢水流域决策去什么方向，到哪儿落脚，找什么人求助，很可能是有计划的，而非摸着石头过河走哪儿算哪儿。也就是说，3000多年前水族先民在重大变故到来之际，谋划并实施了一场成竹在胸的千里奔赴。

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也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推测，更是一个可能冒相当大风险的推测。如前所述，侗族祖先5800年前就已经到达巢湖流域生存繁衍创造凌家滩文化，在此之后将近3000多年的时间里，轨迹清晰，与水族没有任何交集。如果二者当真同出一源，其共同的历史源头，只能到5800年前东亚大陆某一处地方找寻。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呢？

结语

考证水族起源的难度比之前考证侗族、彝族、瑶族起源的难度小。水族对曾经的繁衍生息地——中原地区睢水流域的记忆，比之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记忆都更清晰准确。但是，看似简单的考证过程，引发的衍生问题和麻烦却多得多。水族与侗族同属侗水语支的现象违反常识。合理推测，二族能且只能同出一源且互有联系，水族向南迁徙，完全是一场成竹在胸的千里奔赴。那么，水族和侗族共同的源头在哪儿？由此，还引发出另外两个相关问题：当初水族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离开中原世居地睢水流域？水族在南迁直到终点站黔桂交界大山河谷的过程中，与侗族首次碰面汇合在什么地方？本号将用三篇文章分别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北魏)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西汉)伏胜.尚书大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5](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